仁心仁术、视病犹亲、术德兼修、感同身受，成为中医人文道德观的重要表达，需要我们后学持续传承与不懈践行。

“一视同仁，贵义贱利”――明代李梃在《医学入门》认为：“欺则良知日以蔽塞，而医道终失。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，而医道日昌。”明代龚延贤在《万病回春》提出医家要一存仁心;二通儒道;三精脉理;四识病原;五知气运;六明经络;七识药性;八会炮制;九莫嫉妒;十勿重利，当存仁义，贫富虽殊，药施无二。

“精求医理，博采众长”――魏晋褚澄在《褚氏遗书》指出：“博涉知病，多诊识脉，屡用达药。”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》要求行医者“医学贵精，不精则害人匪细。”要术德兼修，至精至微，“医道精深，不可浅尝辄止，而医者责任重大，临证不可不慎。”

“一心赴救，视病犹亲”――从中医药有史以来，无论是唐代的“患坊”，或是苏东坡创办的“安乐病坊”，无不充溢着仁慈博爱的人文道德。隋唐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・卷第一・大医精诚》指出“大医”修养的两个方面：“精”与“诚”。“精”，指专业熟练;“诚”，指品德高尚。明代张景岳在《类经图翼・自序》论及：“医之为道，性命判于呼吸，祸福决自指端，诚不可猜摸尝试，以误生灵。”

“廉洁淳良，不唯名利”――明代裴一中在《言医》指出：“医何以仁术称？仁，即天之理、生之源，通物我于无间也。医以活人为心，视人之病，犹己之病。”清代叶天士在《临证指南医案・华序》说道：“良医处世，不矜名，不计利，此其立德也;挽回造化，立起沉疴，此其立功也;阐发蕴奥，聿著方书，此其立言也。”

“宽厚仁和，倾诚无忌”――清代喻昌在《医门法律》认为：“医，仁术也。仁人君子必笃于情，笃于情，则视人犹己，问其所苦，自无不到之处。”“以人为本、尊重生命”――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・自序》认为医理艰深，疾病千变万化，医生必须具有“爱人、知人”的精神。南宋肖纲在《劝医论》中指出：“天地之中，惟人最灵，人之所重，莫过于命。”

“医乃仁术，仁善立业”――宋代林逋在《省心录・论医》中指出：“无恒德者，不可以作医，人命生死之所系。”清代名医费伯雄认为：“欲救人而学医则可，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……”明朝王绍隆在《医灯续焰》中说：“医以活人为心。故曰，医乃仁术。”

“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”――南宋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明辨：“凡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”明代陈实功在《外科正宗・医家五戒十要》提出：“夫医者，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;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;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。”